老兵讲述抗日历史：有人一天曾砍杀8名日本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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左：张可宗；右：周普生(资料图)
左：谭昆山；右：李守义(资料图)
左：卢庆贻；右：粟骏(资料图)
左：陈楚军；右：王飞黄(资料图)
老兵故事再现抗日历史
记住他们就是记住历史
本报首席记者 朱春先 文/图
抗战老兵，他们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，担当起了保家卫国的责任，用鲜血抵御外辱。从2010年开始，《法制周报》记者通过走访全国各地健在的抗战老兵，挖掘了他们当年英勇抗日的故事，抢救留存了抗战老兵的口述历史。
近40位老兵的抗战回忆，真实还原了战场上日军的凶残与抗日战士的英勇，真实的浴血抗日故事感动着后来人，如今这些口述史也成为了重要的历史文物。
在举国纪念“七七事变”77周年之际，本报以图文互动的方式，撷取最具代表性的几位抗战老兵的铁血抗日历史，再现当年的感人瞬间。
大刀英雄张可宗：一天砍杀8名日本兵
张可宗
采访时间/ 2010年3月3日
近况/ 于2012年4月15日去世
七七事变爆发前，张可宗是二十九军一三二师二十八旅六八四团团长韩永顺的随从，驻扎河间府，其主要任务是负责传达上级的命令。张可宗所在部队是后来令日军闻之色变的大刀团，曾热播的电视剧《大刀》，就是根据当时的那段历史改编的。“父亲那个时候打仗，都是一手拿枪，一手拿刀”，张可宗的儿子张家卫，在2010年陪同父亲接受《法制周报》记者采访时自豪地说。
1937年7月7日，卢沟桥事变爆发后，驻防河间的一三二师奉命开赴北京南苑作战。7月28日，张可宗所在旅由师长赵登禹带领，从河间开往静海县，在沧州麻场姚马渡小药铺与敌人交火，“赵登禹师长带头扛着大刀冲向敌人，团长则一把抢走我的大刀，紧跟师长冲锋。我自己还背着一柄大刀，提着两支手枪在后保护团长。”张可宗回忆说，这场战斗一直打到夜里10时，共消灭日本兵500多人，在这场战斗里，张可宗用背上的大刀一共砍杀了8名日本兵。
也就是在这场战斗中，张可宗亲眼目睹了师长赵登禹壮烈殉国的一幕。身为132师特务团工兵营战士的张可宗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要保护师长、团长安全撤离。在撤离过程中，佟麟阁(时任副军长)和赵登禹亲自指挥，赵登禹一手拿枪，一手执大刀参与战斗，在途经大红门时，遭遇伏兵，腿部中弹，佟麟阁也被机枪击中头部，两位抗战将领当场殉国。
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，时年89岁的张可宗执意要让记者看看他的伤口。“这个伤口就是我在保护师长、团长的时候，被日军的流弹击中留下的！”
机枪手周普生：与日军鏖战一周
周普生
采访时间/ 2010年12月21日
近况/ 2011年9月20日去世
周普生参加的部队是国民党第八十七军第二十三师六十八团一营，入伍后他成为一名机枪连战士，其所在部队在湖北宜昌一个叫曹家范的地方进行3个月整训后便投入了战场。
起初，周普生所在连队的主要任务是打游击，负责消灭小股日兵，遇到大部队就撤。1943年12月，部队进驻黄家大堡(音)后，周普生所在连队奉命坚守阵地。
1944年农历正月初一，周普生所在部队接令调往江西方向驻防，行至湖北石守境内时，遭遇敌人阻击，连续交战一个星期。在一个叫杨家厂的地方，第一个步兵连队伍还没有散开形成阵势，就遭遇日军的机枪扫射，只剩下20余人。最后，3个步兵连只剩下1个。“有一个连，除了传令兵、伙夫和连长外，全部阵亡。”就是在这次阻击战中，19岁的周普生被敌军击中腹部。2010年，第一次接受记者采访的周普生掀开衣服让记者看伤口，深陷的伤口像一条蛇一样，紧紧地贴在老人的腹部。“每当变天的时候，这里就会隐隐作痛。”周普生告诉记者。
敢死队长谭昆山：率队攻陷日军碉堡
谭昆山
采访时间/ 2010年12月7日
近况/ 健在
谭昆山现年93岁，曾任敢死队队长，号称谭猛子。他印象最深刻的战斗是，1939年3月，在上高会战时端掉敌人的一个碉堡，“高安县西北有一块高地，当时正被日军占领。驻军大概有一个师，且设有碉堡。那个碉堡对我军的进攻威胁非常大，如果不拿掉碉堡，根本无法攻下上高高地。”谭昆山说，此时已调任第五连代理连长的他，报名参加了军部专门为攻下碉堡而成立的突击队，担任突击队长。谭昆山受命挑选50名敢死队员，每人发一把大刀，并进行一个星期的强化训练。
一个星期后的一天晚上，营长通知谭昆山，行动就在第二天凌晨1时开始。当晚12时，50名敢死队员集中就餐休息。“为了拿下上高高地，上级已经安排榴弹炮连瞄准敌人的碉堡，我们的任务是先解决掉敌人的哨兵。”谭昆山带着50名队员匍匐前进，其间，有战士不小心碰响了路中间的一个铁桶，双方开始交火。为了打掉一挺日军控制的机关枪，谭昆山对来自河南的大个子老兵、班长郭占魁说，“老郭，如果我牺牲了，你就代替我的职务继续指挥战斗。”谭昆山的交代被郭占魁拒绝，郭占魁带着手榴弹，悄悄从高地左侧向敌人的碉堡靠近，趁着敌人换弹夹之时，将手榴弹塞进炮眼。“一声巨响之后，我看到郭班长的肠子都炸出来了。”
此次战斗持续到第二天早晨，谭昆山清理战场时发现，带出来的50名敢死队员，只剩下了19人，31人阵亡。
侍卫官李守义：血战小蚌埠
李守义
采访时间/ 2010年3月16日
近况/ 不详
李守义出生于1913年，《法制周报》记者2010年采访他时，他已97岁。仅读了一年中学的李守义参加了东北第三四方面联合军团模范队(军长张学良)。
1928年，李守义亲历了皇姑屯事件，时年16岁的他留在营房看守宿舍时听到了两声巨响，“一打听，张大帅被日本人炸了，当时还没有死，送到大帅府后才断气。”
皇姑屯事件发生后，李守义进入东北论武(东北讲武堂的过渡机构)，在那里结识了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特种兵团司令员、开国中将万毅将军，并与之义结金兰。
在李守义一生的抗战经历中，印象最深刻的战斗是“血战小蚌埠”一役，这场战争就是毛主席在《论持久战》一文中曾提到的小蚌埠争夺战。
经过几天的拉锯战后，李守义的连队死伤过半，并奉命撤出阵地，“吃完早饭，营长命令我率一个排，携3挺轻机枪，迅速接近敌人，反攻小蚌埠。”李守义领命后，带领30多名士兵成散兵队形向前跃进，日军突然开火，平射炮和轻重机枪如泼水般射来，把李守义他们压得抬不起头来。这时，李守义又发现一个小队的日军从淮河堤岸迂回过来，企图把他们包围歼灭。李守义急命全排改变方向朝日军小队布阵防堵。这时敌人发现正在摇手指挥的李守义是个军官，就命狙击手对付他。正当李守义挥枪指挥士兵开火时，突然一颗狙击弹射来，打中了李守义的右手掌，顿时血流如注。李守义仍然坚持指挥，不料左脚踝又中一弹。
之后李守义被战友抬下送往临时战地医院治疗，副排长代理指挥继续战斗。
报务员卢庆贻：发出衡阳会战最后一电
卢庆贻
采访时间/ 2010年10月27日
近况/健在
1938年11月13日，文夕大火后，卢庆贻与祖父一起回到湖南省湘潭县姜畲镇生活，并入读当地的新群小学。1941年，年仅14岁的卢庆贻考入第十军驻长沙的无线电速成班。结束半年在长沙的速成班训练后，卢庆贻被分配至第十军军部通讯营无线电班，任少尉报务员。1942年冬天，卢庆贻随部队一起驻防衡山，后调到衡阳留守处，继续从事报务工作。
1943年11月，常德会战爆发。驻防衡山的部队驰援常德，由于卢庆贻是非战斗序列人员，此次没有随同部队前往常德，仍坚守在衡山的电台，与友军保持通讯联系。常德会战结束后，部队再次回到衡山整训，卢庆贻仍在这里的电台工作。
他印象最深的抗日经历是在衡阳会战爆发后，47天的孤城记忆。1944年6月1日，驻防在衡阳外围的部队逐步调入衡阳城，参加衡阳保卫战。卢庆贻等人奉命进入衡阳后，担负着军部与外界的通讯联系工作。电台共有4个报务员，每6小时一个班，24小时轮流值班。卢庆贻每天负责发报和接收电报，47天内经他手发出去的电报无数，但这些电报都讲了一些什么，作为普通报务员的卢庆贻始终不知道。卢庆贻称，衡阳会战的最后一电，是经自己之手发往重庆的。电文的内容，卢庆贻在发出电报的三天后，从重庆出版的《大公报》上读到了方先觉军长的“最后一电”。卢庆贻发出“最后一电”后，和军部所有官兵一样被日军俘虏了。他和另外的300余人一起，被集中关到衡阳城里的天主教堂。
几天后，一小股日军押着卢庆贻等被俘的十军战士，往零陵方向走。在走了几天后，来到零陵一个偏僻的山村，两名战俘夺了鬼子的枪，把鬼子杀了，大家纷纷逃命，毫无目的地转了两三天后，他最后到达武冈74军的驻地获救。之后，卢庆贻再次回到第十军，并随部队调往陕西城固县整训，直到1945年8月15日，日军投降。
自卫队长粟骏：亲手炸死两名日本兵
粟骏
采访时间/ 2013年11月23日
近况/健在
粟骏，1912年出生于长沙县。1939年1月，第一次长沙会战打响后，粟骏在浏阳普迹新兵连训练两个月后，开赴醴陵，编入陆军十九师补充团开赴前线作战。一年后的1940年1月，他成为陆军九十九师司令部军需处的一名上士文书，被派往衡阳鸡窝山某司令部通讯处担任译电科少尉书记员。做了一年后，粟骏再次换岗，成为高魁元师长的警卫员，6个月后任二九五团一营三连少尉排长。
1941年农历八月中旬湘北会战期间，粟骏作为中尉排长亲自带队，参与了三连徐姓连长组织的战斗，是年农历十一月十三日，徐连长战死，粟骏也在一次堵塞敌人强渡卢陵潭的战斗中，被日军的迫击炮炸中头部。
他印象最深刻的抗日经历是，1944年6月回到家乡成为抗日自卫队队长期间，在家乡亲手炸死两名日本鬼子。“进入秋天后，日本鬼子打捞队活动猖狂，青山乡麻林自卫队的陈重林要我合作，去麻林上边早耕坝打游击。当时鬼子打捞队有40多人，我们与陈重林的队伍合起来有60人，按人数完全可以打败日本鬼子的。”粟骏告诉记者，这一仗，联合自卫队牺牲了一名战士。
当天下午2时，有人报告粟骏，说分途打捞的鬼子有一队来到了蝴蝶湾一带，在砖土坡抢东西，鬼子只有4人，“刚刚在上午痛失一名战友的自卫队员，听说有4名鬼子钻进了口袋，当即群情振奋。”粟骏说。自卫队队伍埋伏在砖土坡后山，粟骏与另一名队员各执一颗手榴弹从低沟里投进，正好落在鬼子的灶上，有两名鬼子当场死亡，另外两名没有被炸到的鬼子则趁乱逃走。这一次突袭，除了杀死两个鬼子外，还缴获了三八式步枪两支，增强了自卫力量。
侦察兵陈楚军：与敌人激烈巷战
陈楚军
采访时间/2011年2月15日
近况/于2013年2月14日去世
陈楚军，湖南宁乡人，出生于1921年，1940年春，其兄被抓壮丁，家人考虑要让有手艺的哥哥留在家里养活一家人，两兄弟躲在厕所里换了衣服，陈楚军代替哥哥陈胜军踏上了从军之路。
入伍后，陈楚军进入国民党长岳师管区学兵大队，经过简单的集训后，其所在部队开往广东，驻防在英德、高要一带，后由于经常无缘无故被打，陈楚军与另外两名湖北兵从部队逃了出来，跑到广宁县一个乡公所里，但很快再次被抓壮丁，编入国军第六十四军一五九师。该军主要活动于山高林密的广东西南，并向广西云头、木术(均为音)移动，与日军进行游击战，并最终移动至贵州，最后到达云南腾冲。
在腾冲，陈楚军成为一名侦察兵，被派到敌后侦察情况，不幸被俘。已经对当地风俗民情有所了解的他，机智地装成哑巴巧妙地脱险回到部队。1944年初的一天，陈楚军和另外3人组成的便衣侦察队，渡过怒江进入腾冲外围进行侦察。被日军发现后，一名战友被打死，另一名战友成功脱逃，陈楚军和另外一人被抓。
时间稍长后，看管的日本兵逐步放松了对陈楚军二人的警惕，在一天被派去挑井水时，两人钻进浓密的稻田中逃脱。1944年5月，腾冲战役正式打响。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所辖第五十三军、第五十四军5个师强渡怒江，连克高黎贡山及腾北马面关、界头、瓦甸等处。9月10日，陈楚军的卫士排被安排参与巷战。“我当时是一名机枪手，从南城突围进入市区后，与敌人展开了激烈巷战。有一次，我们发现在一堵炸毁的残墙根下，躺着一名‘死’了的日本兵，正当我们准备近前看个仔细时，这个装死的日本兵突然一跃而起，端着明晃晃的刺刀，向我刺来。”陈楚军说，当时情况十分危急，自己根本来不及应对，所幸的是，旁边的战友反应快，一刺刀就结果了鬼子。事后，陈楚军发现自己的手和额头已经被鬼子的刺刀挑破了皮。
远征军王飞黄：雪峰山战役与日军肉搏
王飞黄
采访时间/ 2010年12月10日
近况/于2013年7月16日去世
王飞黄出生于1919年，曾经是湖南邵阳县杉木桥乡知名土秀才，参加过缅甸远征军，带领3个尖刀连参加战斗，亲眼见证戴安澜师长遇日军伏击受伤，参加了河口战役、贵柳会战、雪峰山会战、湘西大会战等多次抗日战役，左臂受伤。
2010年，《法制周报》记者采访他时，王飞黄将衣服脱下来给记者看。在老人的左肩上，长出了一个与肩胛极不相称的肉砣。王飞黄艰难地用右手指着这个肉砣介绍，这是在雪峰山战役中与日军肉搏时受伤的。
“在和敌人拼刺刀的时候，对方也打得没有办法了，作困兽斗。我们一团的人把他们包围起来，其中的一个鬼子要跑，被我追上了，他就挥刀砍到我的左肩上。我痛得大叫，但仍继续追。把鬼子消灭后，我被送到了陆军第八医院住院，慢慢地恢复了，但留下了这么一个肉砣。”
印象最深刻的战斗发生在远征缅甸期间。王飞黄说，在日军伏击戴安澜将军前，他所在的尖刀连刚刚经过那里。“尖刀连冲锋过一条河后，日军伏击在那里，但没有打我们，而在等戴将军随后过来时专门打击他们。”
结束在远征军的抗日行动后，王飞黄随着廖耀湘的部队乘飞机回到国内，参加雪峰山会战。
“我们当时配的全部是美式装备。从左翼右翼包围敌人，部队散得很开，猛烈进攻，那一下子日军死得很多。王飞黄说，他端着一挺美式轻机枪，一下子就扫射50多个鬼子，死伤的不计其数。”王飞黄当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，“至今记忆深刻的事情有两件：一是鬼子们饿得很厉害，抓来的牛来不及杀，就从牛屁股上割肉下来吃；第二件事就是当地的妇女们特别仇恨鬼子。”
经过长达将近两个月的浴血战斗，雪峰山会战最终以日军战败而结束，这也是抗日战争的最后一次会战。(法制周报)
